占星学先驱塔纳斯：曾经我也怀疑占星学

(2016-04-08 15:26:15)

作者：理查德·塔纳斯

译者：Luke

我曾怀疑占星学

　　多年前，和大多数深受现代教育荼毒的人一样，我自动地对各类占星学抱持怀疑的态度。然而，受到荣格学说和几位值得信任的同事的影响，我开始觉得或许一些占星学理念值得认真对待。当我放下对占星学的轻蔑态度后，我注意到占星学的历史包含了一些显著的特征。

　　我发现，占星学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化时代、中世纪鼎盛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英格兰的伊丽莎白时代、欧洲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恰好是智力和文化创新达到不同寻常高度的时期。

　　不仅在西方，在伊斯兰世界和印度，占星学也随着科学和文化的进步而崛起。同样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文明中，占星学是最早期的科学进步的基石。此外，从它在希腊诞生，到历史上著名的哥白尼革命时期这两千年以来，占星学与天文学的紧密联系一直为西方宇宙学的演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还发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持占星学的哲学家、科学家、作家是一批智力出众、拥有高度科学素养的人群，其中包括许多西方思想界最伟大的人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希帕克和托勒密、普罗提诺和普罗克鲁斯、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纳、但丁、费奇诺、开普勒、歌德、叶芝、荣格。

　　抛开历史因素不谈，我发现这一古代思想体系和后现代时期在许多领域涌现的，对实相的新理解有着一系列共同点：

　　即承认实相的多维度本质，整体性地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复杂关系；

　　认识到自然世界有“生态心灵”，辨识出看似随机的自然现象下隐藏了微妙的规律；

　　开放性地从传统学科以外的源头获取知识和思想体系，承认存在有灵性层面，领会到象征、神话、原型对于人类经验的意义。

　　新的世界观与其前辈现代唯物主义机械世界观不同的是，它的概念框架在许多方面与占星学体系暗合。

占星学遭受科学家质疑

　　但是，和荣格一样，最终使我重新认识占星学的因素还是我自己的研究结论。我相信一个人只有亲眼看到自己得到的实验数据，才能有效克服现代教育灌输给每个人的强烈偏见。尽管占星学有着悠久的传承和高贵的血统，而且得到了新浮现的一些理论和观念的支持，但它已经站到现代思想和宇宙学的对立面太长时间，使得最受教育的人几乎无法客观地审视它。

　　在所有这些浮现的理论、观念中，占星学最无视主流观点局限，最有可能引发轻蔑和嘲笑，它受传媒嘲弄的形象传播甚广，却鲜少在严肃研究、学术期刊上露面。总之，占星学的观点直接抵触了机械论的宇宙学，而人们直到今天还用这种宇宙学解释一切。占星学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富含意义，而地球及其居民是意义网格上的一个结点。这种宇宙观显然与现代思想的根基无法相互兼容。

　　因为这个原因，占星学一直以来遭到当代科学家无情地强烈打击。他们频繁地指出，如果占星学是对的，那么现代世界观的基础就会遭到动摇。占星学的荒谬性，简直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它是古代迷信的最后一丝残余，还在坚持抵抗客观理性的现代思想。

　　这些是每个对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兴趣的人都要面对的强力障碍。但是知识不断发展变化，有时方式难以预料。一个时代的谬误可能是另一个时代的真理。两千年前，阿里斯塔克最早提出日心说，却被当时科学界的权威们认为荒诞不经，直到很久以后才被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复兴和正名。在某一时刻大众广泛接受的理论未必是真理。我也不能忽略这个可能性，就是占星学的真相可能和当代主流观点不同。

　　学会计算出生星图的基本原理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心理健康领域，这行的专家们报告了一个奇特现象，与荣格的观察交相呼应。报告与行星“行进”有关，行星行进的意思是行星目前的位置与一个人出生时的位置形成了特定角度。我研究的样本刚开始很小，后来逐渐增大。

　　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参与心理治疗转化练习的个体发生心理方面的突破和转化时受到某类行星行进的影响，而经历心理方面困难时则受到另一类行星行进的影响。这种心理状态和行星行进之间的关联发生得既稳定又准确，很难说只是巧合。

　　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宇宙观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尤其使我关注的是，不同行星行进下产生的不同心理状态和占星文献的描述十分相近。行星和心理有所关联就已经让人迷惑了；而且这种关联居然还和行星的传统含义相符，这简直让人震惊。

　　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我发现将行星对心理的影响力简单地划分为正负的二分法太天真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对占星学原则的深入理解，结合深度心理学（尤其是原型和超个人学派）的最新进展，使我得以一瞥行星运动呼应人类生活的大体面貌。

　　这些发现迫使我退后一步，以更加系统完善的方式展开研究。我决定通过阅读占星学典籍的方式，认真学习占星历史及理念。从古时托勒密的古典占星学集大成之作《占星四书》，到开普勒的《论星象学基本原理》，再到现代作者的作品，包括艾伦·里奥、丹恩·鲁伊尔、查尔斯·卡特、艾伯丁、约翰·艾迪、查尔斯·哈维、罗伯特·汉德、利兹·格林和史蒂芬·阿若优的文献。

　　我也学会了看《星历表》——一套天文表格，记录了某年某日太阳、月亮和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那个年代个人电脑还没出现，但我还是很快学会了手动计算出生图和行星行进的方法，数学方面相对简单。

　　出乎意料的是，占星学传统教导的行星象征意义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和现代深度心理学的原型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通过了解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成果、以及原型和超个人心理学的新发展，我已经对这些原型很熟悉了。

　　准备工作至此，我首先从研究自己及四五十位友人的星图开始，试着评估他们的出生图和性格、履历之间的关联。我清楚地了解这种评估多么容易受个人的主观成见影响，但还是震惊于观察到的关联范围之广，精度之高。就好像有一位神乎其技的深度心理学家，认识我和我的朋友们许久，十分了解我们的性格和人生，知道我们的人生主题包括了何种原型力量，然后再排列出相应的星图——只不过实际上这种星图代表了此人出生时天空的行星分布。

　　这样显然已经很有说服力了，但更神奇的是行星行进和主要人生事件和心理状态的关联。在初步的观察成果之上，我继续推进研究。我观察到，正如《星历表》所显示的，行星不断移动，周而复始地穿越出生星图中的行星位置，与人生周期的节奏相合。每个实例都显示，重要人生事件的含义和性质与此时行进的行星含义相符。我越详细地检视行星位置和人生事件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到的联系就越令我印象深刻。

　　但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占星传统遗留下的文字信息有一大部分要么很模糊，要么过度具体或晦涩难解，使人很难得到有用的知识。我开始怀疑相当一部分占星教义是些道听途说的公式断法，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被主流教义吸收同化，再传递下去。显然很大一部分占星学理论和实践并不严谨。在我看来，许多占星学教学和咨询仅是浪费时间，误导别人，甚至造成伤害。

　　不过，占星学传统的核心知识——行星的原型含义以及行星相位组合，看起来有着坚实的实证基础。一段时间内，我用同样的模式分析了越来越多的问询者，得到了显著的结果。事件的数据越准确，我和问询者的关系越熟悉，就越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占星分析的质与量的进步使我无法坚持以前的怀疑论观点。行星位置与人生事件和心理现象的关联是如此地准确和一致，使我不可能将这种复杂的模式简单地归因为巧合。

　　我要解释清楚的是，我研究的焦点不是预测未来的占星学。和见诸小报的太阳星座预测没有丝毫共同点。和我之前对这一学科的看法不同，我发现占星学分析要做到数学上的精确和形式上的优雅，要考虑所有的行星和行星之间不断变化的几何排列，还需要不断地用实证严谨性验证原型领域的洞见。此外，这类分析的关键特征是它不预测事件或人格特征，而是分析事件和人格特征背后原型层面的动力。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惊人地准确与微妙。

　　与传统占星学的宿命论点和铁口直断的风格不同，我遇到的证据指示有另一种方式理解星体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力。这种新观点更好地体认了事件的背景和人类扮演的角色，同时挑战了传统的预测方式，因为它认为给出特定结果的预测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我认识到，理解新观点的关键在于荣格的原型理念，此外还要有一点柏拉图、康德和弗洛伊德的背景，并且了解深度心理学的最新进展，包括詹姆斯·希尔曼、斯坦·格罗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成果。只有当我更完整地领会到原型的多维度和多意义的性质—— 即内在具有一致性和关联性，可以呈现多重意义和多种显化形式 ——我才开始察觉占星学预测的本质。

　　特定行星组合象征的原型既可以在内在心灵世界得到表达，也可以外在世界显化为具体事件，有时两者皆有。此外，任意给定原型的表达形式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可以是“良善的”也可以是“邪恶的”，“高尚的”或“卑鄙的”，“重要的”或“平常的”。某种行星组合代表的原型包含了正负两极的能量。具有相同配置的不同个体可能是分别是同一种原型能量的接收方或作用方，那么两者的实际经历会大不相同。到底哪种可能性会显化似乎是由周围环境和个体的反应方式决定的，从星图或行星组合本身看不出来。我的最终结论是原型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参与者的因素也不可小视。换句话说，虽然原型决定了事件的结构或本质含义，无论表象多么纷繁复杂，背后总可以窥见原型的影子，但是事件进程还是受到环境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塑造。

　　因为原型有多重含义，并且受到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使我逐渐认识到，这种占星学与传统占星学的用法不同，不能用来预测具体事件走向，只能预测在原型的层面上会发生什么。旧的占星系统就像占卜和预言术一样预测事件的具体结果，而这种新型的占星学系统只考量事件背后的原型动力如何展开。这种对占星学的新理解帮我解释了许多谜团，比如命运与自由意志的对立，为何同时出生不同命，为何许多占星学教义无法被统计数据验证。

　　本质上来说，占星学最有价值的用处在于为人类生活背后的原型动力提供洞见——告诉人们在特定的时间情境背景下何种原型的力量最为显著。从这一观点来看，占星学这一新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精神分析学的延续。也就是说，使无意识变为有意识，将有意识的自我从无意识力量的操控中释放出来（如发泄、投射、自我膨胀、成为“命运“的玩偶等等）。这种占星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搭筑了一座桥梁。而“无意识”这个词本身也被赋予全新含义，象征更加广阔的维度，超越个人性和主观性，包容万物。这座桥梁的砖头不是铁口直断的论语，而是对宇宙规律模式的揭示，这种模式有复杂的性质 —— 多面性，不确定性，受环境和参与者影响，似乎还有种即兴的创造力 —— 正是这些性质使得人类成为原型力量舞蹈中的共同参与者。

　　随着证据指向的方向，我最终将研究范围推及各类历史和文化现象。与我早先的研究不同，当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普通人的心理档案和生平履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然而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性质和主要参与者的生平履历都是有凭有据的，所以我的研究就多了一分实证上的严谨。除了方法上的改良，我尤其关注大周期的历史进程是否有可能与行星周期和宇宙原型形成有秩序的对应关系。如果有证据显示这种秩序存在，将会在许多领域引发大地震，包括历史、宇宙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因此，我从有研究证据支持的占星学理论入手，在这一领域开展系统研究。

　　迄今为止，我与多位同事和学生一起，持续从事这项研究三十年。研究成果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尽管还有不少未解之谜。不过经过我力所能及的长期艰苦探索和小心求证，我确信行星运动和人类历史存在重大——实际上无处不在——的关联，而且现代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证据显示行星本身并不是事件或人格特征的直接原因，而是两者间始终存在一致的有意义的联系。在上如在下，使两者之间产生联系的是原型层面的同时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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