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星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在客户咨询、专栏写作时该赋予文字怎样的色彩。由太阳、月亮和行星格局透露的信息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阐释方法。我们从传统占星学中的“吉”、“凶”理念开始说起。有些相位（行星间的重要角度）被认为有利，而另一些则被视作困难。类似的，行星在某些星座中被视为居于庙旺之地，在有些星座中则被认为是落陷。于是在占星实践中，有些事件被认为是积极的，另一些则被看作是消极的。
非好即坏的划分似乎让人生更简单。但问题是，这管用吗？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人本主义占星师丹恩·鲁伊尔以全新的架构阐释了这一议题。他不再将占星学当成是以积极或消极方式描述个性、预测未来的手段，而是将占星学的象征意义作为转化的工具。从这一视角来看，就不再有所谓的吉与凶，因为每个事件和经历都有其重要意义。占星学的目的就是揭露其意义，以促进个人成长。即使是出生星图中最困难的格局，带给人最难过的心理体验，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对充分实现自我意识潜能的指引，而非仅仅是需要避开的麻烦。
当我们更为乐观地看待个人发展和发展潜能之时，人本主义占星学与人类的发展就同步了。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占星师又回归传统路线，将占星作为预测工具，而非阐释性工具。这与文化模式的不确定性相呼应，这种模式让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理想主义看起来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在艰难的岁月里，人们需要明确的答案来解决紧迫的问题，没兴趣、也没耐心接受更深刻、更复杂的解答。
或许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需要复杂的答案。我们渴望的简单答案无法解开我们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正面临危机，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我们的目标和潜力，这样才能够化解眼下的难题。人类正行进于创造未来的新道路上，还是我们已然接近地球末日？我确信，寻求新的目标、书写新的篇章比收拾行装搬到新的宇宙空间安家更有趣。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在我们每时每刻都秉承所发现意义的人文价值，并将占星学当作勾画未来的工具时，占星学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以创造性的视角来阐释每一个占星事件。比如，在2012年8月15日，活跃的火星与限制性的土星交汇。这一合相涉及两颗传统占星学中的凶星，往往被视作凶兆。愤怒的火星因惩罚土星而倍感挫败，失望和延误必然与之相伴。这是合理的解释，但其价值何在？这对想要促进自身利益却又缺乏耐心的人可以是一种安抚。这对那些不能或不愿行动的人也是一个借口。火星的锋芒毕露与土星的稳定、成熟而守纪律结合，也可以解释为一个绝佳的讯号。那些准备充分的人可以借此机会大展拳脚，展现领导力。而那些没有做好掌控人生准备的人，则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发现磨练技艺所需的耐心和担当，或者开始那样做起来。
在追求生存与幸福的途中，占星学的实用性取决于我们如何运用它。生活中的其他理念和信息来源莫不如此。如果我们放弃自身的决断力，不能学习并成长，我们就会陷入无力；但我们如果能够富于创造力，渴望获得觉悟，则能够勾勒自己的未来。
